bat365中文官方网站金融产品论文十篇金融创新（FinancialInnovation）理论是在创新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之后，西方经济学界在这一理论框架上进行了补充和延伸。严格意义的金融创新是指金融工具的创新，而广义的金融创新是指金融机构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创造新的金融市场、金融商品、金融制度、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手段及金融调节方式等。

　　过去银行业务一向偏于静态与稳定，但受到金融创新的影响，新的金融投资和风险管理策略陆续开发，金融机构也跟着调整其运营模式，不仅借由发行或投资新种金融商品创造收入，也利用新种金融商品从事风险管理。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以前，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是银行，而银行所从事的业务种类也非常有限，除了经营存款、、汇兑等传统业务外，很少经营金融业务，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一直很少。

　　60年代末，国际资本流动速度的加快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规定的固定汇率制提出了挑战，各国政府对外汇市场实行资本控制。这一阶段银行的金融创新目的在于逃避各国的金融控制和资本监管，主要有欧洲货币、欧洲债券、平行等。在欧洲货币市场建立后，金融创新活动层出不穷，其结果是加强了经济体对金融体系的深化，在原有的金融体系专业分工的基础上，加速了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的设置，如保险公司、养老基金、住宅金融机构、财务公司、信用合作社和互助基金等。

　　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各国开始逐渐放松管制，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一阶段市场创新活动主要有浮动利率票据、中期票据、可转让存单、货币远期交易、浮动利率债券、货币市场存款账户等，其目的在于防范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80年代，能源市场供应过剩、债务危机等使得转移信用风险、改善银行信贷质量、降低筹资成本成为当务之急。这一阶段的主要创新活动有票据发行便利、零息票债券、互换、期权、期货、远期利率、协议等。进入9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区域化和一体化趋势，各国金融管制大大放松，金融机构为增强资产之流动性，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融资证券化和资产证券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随着金融衍生商品的不断发展，金融机构的角色从以往单纯的间接金融转变为商品的发行者、商、管理发行者、信托者、增强信用或流动性者、至证券化资产的投资者。例如投资银行等各种各样的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在金融创新的过程中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它们从事着资本市场的业务，包括证券的发行、承销与交易，提供企业并购与资产重组、基金管理以及为企业投资融资进行咨询、顾问等业务，显然的，为直接融资提供金融服务的正是这些非银行的金融中介。

　　因此，商业银行不仅继续是货币市场、间接融资的主体，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中的作用也在加强，这也使得银行金融中介和非银行金融中介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商业银行正在不断地改变以往的经营模式，它们一改由原来只经营传统的存、汇、贷、放，变成经营几乎无所不包的金融百货公司。

　　无论是从金融创新的诱因还是从金融创新的应用来看，最直接的体现是在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即西方所指的表外业务上。中间业务是指商业银行除传统的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以外，不直接承担或形成债权债务，不动用或极少动用自身资产，为社会提供的各类金融服务并收取手续费的业务。银行在办理这类业务时既不是债务人也不是债权人，而是处于受委托的地位，以中间人的身份进行各项业务活动，它既满足了经济社会对商业银行的需求，又能吸引更多顾客，增加商业银行的利润。

　　从事金融商品创新会为金融机构带来更多的利润，但也让金融机构在承销和交易过程中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因此金融机构在从事此些业务时必须了解这些业务的风险，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由于金融衍生商品的构成相当复杂，创新或复制后金融商品的风险可能与原产品不一样，不仅受标的资产的报酬率和风险所决定，同一金融商品对发行者和使用者的风险也不同，并且也依这些商品如何被使用而有所分别。

　　随着各国对市场利率、外汇管制的放松，企业为了转移或消除价格风险、信用风险及摆脱政府的金融管制，金融机构创造了种类繁多的新金融工具进行表外融资，金融创新活动愈演愈烈bat365中文官方网站。以目前的金融创新活动而言，主要集中在资产证券化和新型衍生性金融商品开发上。

　　资产证券化是指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稳定的未来现金收入的资产，通过结构性重组，转变成为资本市场可销售和流通的金融产品的过程。它是近30年来全球范围内被广泛应用的有效融资和投资工具，是衍生证券技术和金融工程技术相结合的产物。资产证券化的好处除了增加发行金融机构流动性外，最大的好处即是将证券化之资产的风险加以分割，移转给愿意承担风险的投资者。

　　在金融市场上，有些金融资产是缺乏流动性的，如零售汽车、信用卡应收账款和住宅等，而有的金融资产是富有流动性的，如证券，投资者可以随时在证券市场上把证券卖出去。对于银行来说，为了提高资金的效率，有必要将没有流动性的资产转变为具有流动性的证券，资产担保证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它是以在未来产生的现金流作为担保发行的证券，通过资产担保证券，银行将难以流动的资产转变为可以流动的证券。

　　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之间的关系常常是互为因果的。经济学家凯恩（Kane）认为，严格的管制会促使金融机构通过创新金融产品来规避监管，而金融创新又进一步促使监管部门通过制定新的法规来将新产品纳入监管范围，于是又有新一轮的创新。据此也可以认为，管制和创新会形成一个相互推动的过程，严格的金融管制实际上是金融创新的一种动力。

　　国际清算银行下之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在1988年7月提出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CapitalAccord），该资本协议之目的在确保各国银行持有相同水准的适足资本，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提升以金融机构偿债能力为主轴的风险监理标准，进而强化国际金融市场之健全与稳定。自此巴赛尔资本协议的优点广泛地被认可，成为全球金融业界公认的准则。

　　惟近几年来，随着金融环境瞬息万变，金融国际化与自由化使得金融业务区隔日渐模糊，在金融创新、科技进步与全球竞争力提升下，银行除传统存放款业务外，也积极开发包括衍生性金融商品在内之各项新种业务，以增加收益来源，但伴随而来经营风险的管理也就日益重要。有鉴于此，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广征十国集团及开发中国家之各方意见、并进行银行量化影响评估后，于2004年6月定稿“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作为旧版的修正。

　　与旧版相比较，新资本协议除旧版的信用风险及市场风险外，增加了操作风险之资本计提，即支柱一之最低资本需求，定义银行资本对风险性资产最低比率仍维持在8%的原则外，将银行所承受的风险有系统的分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及操作风险，并允许银行使用本身发展之风险评估模型或使用外部信用评等机构所提供的评等方式。此外，旧资本协议仅承认少数具有高可信度及可辨识等特色之担保品与保证，而新资本协议为鼓励银行妥适运用信用风险冲销技术以降低信用风险应计提资本，将承认更广泛之冲销技术，包括担保品、保证、净额结算、信用衍生性商品等，另从事资产证券化业务以降低风险性资产，也能达到降低信用风险之目的。

　　支柱二是监理审查程序要求监理机关对银行资本分配技术与是否符合相关标准进行量化及非量化评估。作为支柱三的市场约束要求银行披露其资本比率计算适用范围、资本内容、风险评估与信息管理、资本适足比率等四类信息，透过市场纪律来督促银行稳健经营。通过信息披露的方式提高金融机构的透明度，不但有助于准确评价金融机构的稳健程度和控制系统风险，而且能够使风险管理较好的金融机构可以享受较低的筹资成本和较高的授信额度，从而有助于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同时旧资本协议之适用对象为银行业，而新资本协议延伸至金融集团之控股公司。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是大幅提升银行监理机能的动力，旨在鼓励银行改善风险管理系统，而非仅遵守一个狭义的最低资本比率要求。然而，新协定的复杂性、对银行资本水平的影响与将监理审查程序及市场纪律机能纳入基本架构，对监理机关与银行都将是一大挑战。概括而言，新版资本协议是银行提升经营策略的契机，透过正确的衡量与管理风险，塑造出一套健全的公司治理制度，如此银行将易获得市场认同、有利股价提高、信用评等升级，并使银行除现有以资产报酬率及股东权益报酬率衡量整体财务绩效外，尚可衡量各项业务的风险调整报酬率，将使绩效评估及资本配置更合理化，新资本协议对银行的运营应会产生重大的附加价值。

　　衍生产品是一种金融产品，它的价值是从其他的基础证券和基础变量的价值衍生而来的，因此成为衍生产品。国际上通常将金融衍生产品归为一种金融合约或金融产品，其价值取决于一种或多种基础资产或指数，合约的基本种类包括远期、期货、掉期和期权。金融衍生产品还包括具有远期、期货、掉期和期权中一种或多种特征的结构化金融产品。

　　金融衍生产品也叫衍生工具或衍生证券。国际互换和衍生协会在1994年对金融衍生产品作了具体的定义：衍生产品是有关互换现金流量和旨在为交易者转移风险的双边合约。合约到期，交易者所欠对方的金额由基础商品、证券或指数的价格决定。

　　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实体经济出现货币资产过剩，将直接推动虚拟经济的发展和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加快。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是具有核心内容的。金融衍生产品使得经济主体可以用较低的交易成本对各类资产风险进行独立管理并将风险进行分割和转移，增强了金融体系的弹性与抗风险能力，有助于虚拟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吸纳实体经济过剩资源，也可以增加宏观调控的灵活性。

　　20世纪70年代，在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创新浪潮的冲击下，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得到迅速发展。1972年，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国际货币市场率先推出了英镑等六种外汇期货合约，开创了金融衍生产品的先河。此后金融期货、期权、互换、衍生证券等多种金融衍生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兴起，金融衍生产品由于具有管理风险、杠杆效应等功能，有效地弥补了传统金融市场上的不足，极大地促进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

　　1．从我国企业内部因素看。（1）流动的需要。在经济形势变化加剧的时代，公司和个人更加关心资产的流动性，很多金融衍生产品就是针对这方面的问题设计的，其中，有的创新是为了容易获得现金，有的则是为了把暂时不需要的先行使用出去。（2）降低成本的需要。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是现代公司的基本特征，为了降低公司的成本，金融市场创造出了股票期权等衍生工具。（3）防范风险的需要。金融创新的核心在于引入非常有效的纷繁管理工具和设计出非常精致的风险管理策略。

　　2．从外部环境看。金融衍生产品是金融自由化的产物，它的创新步伐远远快于金融市场的发育和金融监管水平的提升。金融衍生产品的结构日益复杂，各类金融工具类别的区分越来越困难。目前的金融会计制度将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大多列入银行表外业务，难以准确计量交易合同的当前价值和奉献头寸。当衍生产品在市场中的风险逐渐积累，投机因素无法得到充分消化，衍生产品价格就会在投机力量的带动下背离基础资产价格，在经济出现过热时加速泡沫的形成和资产价格上涨，在政府调控时有加速泡沫的破裂和资产价格的回落。

　　3．从环境因素看。（1）价格波动性增强。金融商品的价格（利率、汇率）波动频繁，价格变动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例如，通货膨胀，传统金融结构的衰落与国际协议的破裂，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工业化等。（2）金融理论的推动。197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FischerBlack和MyronScholes创立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式（Black－ScholesOptionPricingModel），为各种新型衍生金融工具的合理定价奠定了基础。（3）法规的变化和竞争的加剧。巴塞尔协议在银行资本充足性方面达成了共识，而且逐渐演变成各国中央银行的监管标准，各商业银行为了拓展业务，规避资本充足性的约束，业务发展存在表内业务表外化的趋势。（4）信息和交易成本降低。科技的进步不仅加快了全球经济的市场的交易速度，而且交易的成本也降低了。

　　国内商业银行开展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要是为了对公、对私提供以外汇衍生产品交易为主，尚没有提供人民币衍生交易。也就是说对衍生产品的交易结构而言，商业银行提供的对公外汇衍生产品与对私衍生产品没有本质区别，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由于对公客户的个体交易金额较大，因而可以为对公客户提供更具有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而对私客户的资金量相对较小，往往需要通过聚合才能达到一定的规模。因而为对私客户提供的衍生产品往往更加标准化，期限通常也比对公客户的交易期限短。1．个人金融衍生产品的类型。2004年，国内对几家商业银行取得银监会批准经营金融衍生产品的资格，国内商业银行纷纷加大了推广个人金融衍生产品的力度，推出了多种外汇理财产品，并逐步形成了各家行的外汇理财品牌。我国各家商业银行对私人客户提供的金融衍生产品，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与利率挂钩的个人外汇理财产品和与汇率挂钩的衍生产品。利率挂钩的个人外汇理财产品基金基本上不会发生损失，收益相对稳定，适合普通的外汇持有者。与汇率挂钩的衍生产品最大的特点是高收益、高风险，银行不会给客户保本金的承诺，客户可能在短期内获得很高的收益，也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本金亏本。这类产品门槛相对较高，主要适合那些对外汇市场有很好判断、风险承受能力强的客户，适合较为职业的投资者。与利率挂钩的个人外汇理财产品主要有以下类型：（1）利率递增可提前终止型；（2）目标收益固定、达标即止型；（3）固定利率可提前终止型；（4）“上浮封顶”型；（5）“滚雪球”型；（6）区间挂钩逐日累积计息型；（7）客户可提前终止型。与汇率挂钩的衍生产品类型有：（1）“期权宝”产品；（2）“智汇宝”产品。

　　2．国内开展金融衍生产品存在的不足。（1）金融衍生产品同质性高，为客户量身定做的产品有限。由于国内商业银行还不能经营股票和商品交易，且国内企业和个人对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的认识有限，因此，开展衍生产品交易的基础资产只能是利率和汇率，与国际商业银行提供的金融衍生产品结构比较来看，国内提供的金融衍生产品种类明显偏少，各家商业银行推出的金融衍生产品也具有高度的同质性。（2）国内商业银行对金融衍生产品的定价能力严重不足。由于国内商业银行尚不具备对金融衍生产品定价的能力，因此，国内商业银行还不能成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做市商，对于基本的衍生产品的交易都要完全同国际大银行进行对冲交易，主要以中间人的方式参与衍生产品交易，实际上是在规避风险的同时，将产品收益的绝大部分转让给国际大银行。（3）国内商业银行对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管理能力相对较弱。国内商业银行开展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时间不长，对金融衍生产品风险的认识正逐步深化，管理手段也在逐步完善，但与国际大银行相比仍有明显的差距。

　　金融衍生产品是一把双刃剑。尽管近年来震动世界金融体系的危机和风波似乎都与金融衍生品有关，但金融衍生产品仍处于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之中。

　　1．衍生产品的创新定价和套期保值。比如，新兴的货币市场资金流动性差，市场也不稳定，如何开发衍生产品进行风险回避就是热点之一。开发以多种资产为标的的衍生产品也日益受到关注。

　　2．信用分析和信用衍生产品的开发。在衍生产品被广泛使用之前，信用分析大多是一个主观过程，或者只简单地进行财务指标分析及信用等级评定，但这些都不能对企业的信用等级进行精确描述，同时，随着现代银行越来越多地涉及衍生产品交易，这些传统方法在很多领域都失效了。一个重大的创新就是信用衍生合约可以使用期权、远期和互换的形式，但其损益都依赖于一个信用事件，比如，宣布信用等级降级或破产发生。随着信用模型越来越复杂，一级企业对风险管理越来越集中，货款的定价及管理将会从衍生产品研究中获益匪浅。另外，经营风险管理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比如，遭到系统崩溃、政策调整和技术失败时的风险管理。这些问题具有挑战性，发生很少以至于很难通过历史数据构造概率分布，但当这些问题发生时，损失非常大，所以，研究人员需要花费大量的实践来对这些偶发事件的性质进行分析。

　　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国际化是大势所趋，我国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不可急躁冒进而应循序渐进，必须先经历以国内金融衍生品市场为中心的国内经营阶段，在此阶段完善交易规则和监管体系，培育交易主体，积累经验，然后才能逐步开放市场。随着金融国际化、自由化的发展和我国加入WTO后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的增多，我国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会更加丰富多彩。

　　[2]黄小维．论以中小投资者为主体的金融产品创新[J]．广州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3）．

　　我国自1981年恢复国债发行以来,国债市场飞速发展,特别是1998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更为国债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国债市场经过二十年不断地探索与革新,维护了“金边债券”的信誉,对国家筹集财政资金、促进宏观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投资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个人投资渠道的增多,投资趋向的多元化,国债面临着多种投资工具的冲击。本文结合平顶山市实际情况,对国债与银行保险、开放式基金和其他个人金融产品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国债发售中存在问题,提出完善国债发行的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及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个人客户对金融服务和产品的需求不但在数量上增长较快,而且在品种和质量上呈多样化和多层次发展趋势。调查显示:工、农、中、建四大银行(以下简称“四大银行”)面向个人的金融产品多达几十种之多(见表1)。

　　国债投资者主要表现为“三多三少”的特点:一是城镇购买者多,农村购买者少;二是个人购买多,单位持有少;三是中老年人购买多,年轻人购买少。城市工薪阶层和企业离退休人员看好国债收益的稳定性和偿还可靠性,选择国债作为稳妥的投资方式。但青年人因风险承受能力较强,一般选择股票、基金等高风险、高收益金融产品,投资国债只是最后的选择。分红保险的投资主体比较广泛,既有农村居民又有城镇居民,既有年轻人又有中老年人,而且在农村市场很有发展前景。基金购买者主要集中于城镇,并以中青年为主,特别是资金较充裕的金融从业人员、公司白领阶层、业主及部分高薪群体。

　　在品种结构上,我国自1981年恢复发行国债以来,国债期限大多以35年期的中期国债为主,占国债发行总量的90%以上,一年以下的短期国债和五年以上的长期国债还是空白。中期国债过于集中,既难以满足广大投资者对金融产品结构上的需求,又容易造成国债还本付息过于集中,增加财政偿债压力,同时也不利于中央银行选择不同期限的国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合理调节货币供应量,从而影响了我国国债市场的发展。与此相反,保险公司和基金公司不断推出新的品种,创新促销方式,使市场销量保持高速增长。调查显示:平顶山四大银行代销分红保险品种十几种之多,其保险期限有三年、五年、八年、十年和十五年等,每个品种的保险责任各不相同,既能保险,又能分红;发行各类开放式基金几十种之多,四大银行的品种各不相同,极大地丰富了基金市场,近年来业务呈几何增长态势。

　　一是国债采取承购包销的方式,若发行不畅,销售剩余的部分须由承销机构被动持有,间接上造成政府向银行直接融资;二是随着人们风险投资意识的增强,如果利率上调或有上调的预期,投资者会提前兑付持有的国债品种,使本应由投资者承担的市场风险转嫁给承销机构,直接影响承销机构资金营运和未来收益。而银行分红保险和开放式基金资金结算是借助银行柜台与公司直接进行,不存在资金占压和被动持有的现象。

　　分红保险和开放式基金,可实现机构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的双赢。机构和保险、基金公司为业务的拓展都建立了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层层考核,不断推出与促销业绩挂钩的各种考核办法与奖惩措施,激发了各级行的营销积极性。但平顶山市承销分支机构未将国债完成情况纳入绩效考核范畴,也没有规定硬性的销售任务,完全是自愿行为,更无行之有效的奖惩措施。另外,国债发行兑付手续费列入中间业务收入,未用于奖励一线人员。激励机制的缺乏,削弱了国债的促销动力。

　　二是增强金融企业竞争力的需要。伴随着金融业的改革开放,金融体系形成了多元化格局,除原有的国有商业银行外,各类股份制商业银行、城乡合作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不断建立,国外金融业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也逐渐增多,而且银行传统的分工格局被打破,相互间的业务交叉和竞争加剧。为了在竞争中站稳脚跟,并力争使业务范围得到最大限度的扩展,必须重视市场状况和环境变化,依据变化了的环境不断改善服务手段和经营策略,以良好的信誉,高质量的服务,灵活的策略措施来拓展市场,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和盈利能力,增强自身的市场应变能力和竞争实力。

　　三是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随着消费需求的日益多样化,金融产品消费比重也在加速上升。居民个人会从自身效用最大化原则出发,选择购买银行产品还是投资于资本市场上的融资工具,因此,银行必须紧紧围绕顾客需求展开业务,通过多种渠道收集市场信息,了解顾客的心理、行为特征,不断调整服务形式和内容,以期达到巩固原有阵地,抢占新的市场制高点的目的。

　　当前金融产品市场营销管理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与不足。一是市场营销管理机制不健全,缺乏规范的组织和系统的规划,整体营销意识不强。近年来,为适应金融竞争的需要,诸家金融机构结合自身特点,纷纷进行了一些营销创新,并采用了一些促销手段,开发了某些新产品,但总体而言,对西方先进的市场营销理论还缺乏系统的研究和运用,经营上还较大程度地停留在过去的一些习惯思维和做法上,没有把市场营销提高到总揽业务经营全局的高度来认识。

　　大多数金融机构还没有设置专门的营销管理机构和配置专事市场营销管理的人员,使市场营销还未起到应有的作用。二是营销产品技术含量普遍较低,缺乏特色定位。这几年,不少金融机构在负债业务方面,开办了有奖储蓄、爱心储蓄、定活两便储蓄、大额可转让存单、信用卡存款、通知存款、协定存款等;在资产业务方面,种类和方式日趋翻新,开办了特种、委托、、押汇放款、信用卡透支、住房按揭等,并有不少机构相继开办了保管箱等业务,使产品形式和内容更趋丰富。但具体考察这些产品却不难发现具有各行自身特色的产品开发较少,许多产品开发相互模仿,产品内容雷同,形不成竞争优势。

　　新产品技术含量较低,缺乏相互关联和配套,自动化率也不高,许多环节仍需手工操作,导致产品创新成本高,利润率低,创新速度赶不上消费者的需求增长。三是市场促销策略不够规范和统一。从广告看,普遍存在着广告频率较低,高档次广告较少,上下级行之间在广告宣传的时机和方式选择上缺少协调统一等问题。从人员推销看,推销内容单调,覆盖面较小,相对成本较高。从营业推广看,公共关系涉及的范围较窄,力度较小,难以使顾客对本行产品长期看好。而且,几种促销方式的组合运用更显欠缺,综合促销效果不甚令人满意。

　　目前大宗商品的生产及消费已经涉及全球。大宗商品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的国民经济中已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大宗商品的发展引起了大量金融资本的进入。金融资本的大量进入及期货市场的发展，使得大宗商品进一步金融化，展现出了大宗商品的另一属性――金融属性。自2002年金融资本大量进入商品期货市场，加速了商品市场的金融化，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幅度日益增大，波动的幅度明显脱离了商品供给与需求理论，这一现象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密切关注并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

　　国外学者Dore（2012）对于大宗商品金融化这么表述：大宗商品金融化指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大宗商品交易所占比重逐渐增加，金融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比例较高。Epstein（2005）认为大宗商品金融化是指金融动机、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在大宗商品交易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具体到期货市场，金融化表现为期货市场在大宗商品定价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定价权逐渐由现货市场转移到期货市场。

　　吕志平（2013）这样界定大宗商品金融化：大量货币资本介入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使得大宗商品期货价格波动幅度加大，暴涨暴跌。王劭臻（2015）将农产品金融化定义为：在商品市场中金融性动机、金融市场行为以及金融机构及其从业者在行业的运行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经济系统或者金融市场弱化了可交易商品的商品属性或者实际价值并在其中渗入金融因素，使之成为可交易的金融工具或者金融衍生工具。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界定大宗商品金融化：不接触零售环节，主要作为原材料、半成品的大批量生产的商品在交易过程中，交易的方式由现货交易转向期货交易为主，参与人员包含了大量的中介投机者，其商品属性得以弱化，金融属性得以强化，演变为可交易的金融工具或者金融衍生工具的一种过程或者现象。

　　国外学者Geer（1978）研究中提到商品期货作为一项独特兼保守的资产，相对于普通股而言具有相似的流动性，但是风险更低，为最早涉及大宗商品金融化的研究文献。后期学者Gorton和Rou- wenhorst（2005）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大宗商品与股票的投资收益率在持平的情况下，大宗商品的标准方差更小；通过大宗商品的的收益率与股票债券收益率相关性较小证实了大宗商品可以作为对冲股票和债券风险的有效工具；通过研究大宗商品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存在正向相关性，表明大宗商品作为新的投资资产可以有效抵御通货膨胀。

　　国内学者崔明（2012）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分析了大宗商品金融化的原因。内因主要有：投资者投资大宗商品增加了投资组合的多样化，同时能有效抵御通货膨胀，对冲汇率带来的汇率风险，还可以作为投资新兴市场的替代资产，增加套利机会；外在因素有：低利率政策及货币宽松环境等刺激了投机者在大宗商品市场追求高收益的投机行为，新型金融产品的广泛应用及新的投资机构的加入，商品期货交易机制的完善，这些都在客观上促进了大宗商品金融化的进程。汤珂（2013）在欧盟学术研讨会上指出：大宗商品的价格并不仅仅受供需影响，而十分显著地反应在金融因素引起价格变化上。这个问题和目前中国遇到的定价权有关。大宗商品的金融化可以把大宗商品的价格风险进行分摊，而且可以降低对冲成本，是大宗商品金融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大宗商品金融化是由其内在独特的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共同决定的，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逐步展现的，至于大宗商品更多的属性，将会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逐渐展现出来。

　　近几年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以石油为例，2003年初价格维持在30美元/桶，2008年7月份涨到147美元/桶，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又回落到32美元/桶左右。大宗商品价格如此剧烈波动不仅反映了商品基本需求的变化，更反映了大量货币资本的投机行为，此种现象对各国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此，很多学者投入了大量经历予以研究。

　　国外学者Greta（2005）认为大宗商品金融化改变了人们的经济行为，更多的参与者通过金融途径获取利润而不是通过贸易和生产实体经济行为获取利润模式将影响实体经济，短期将促进经济发展，长期会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

　　国内学者李江鹰（2010）分析了商品金融化的利弊两方面，指出在投资领域和投资策略的拓展与丰富上商品金融化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套期保值却由于增加的价格波动的负面影响而变得复杂。李书彦（2013）研究发现在市场供需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大宗商品的价格在短期内暴涨暴跌，反映了在大宗商品金融化背景下，大量货币资本活跃的投机行为，同时其研究发现大宗商品金融化导致交易主体的金融化和价格形成金融化，价格金融化主要表现在商品的定价机制由传统的定价方式走向金融化定价。

　　由此可以看出，大宗商品金融化对经济的发展有利有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宗商品进口国，中国进口的大宗商品价格和全球的大宗商品价格有相关性，全球的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会影响到中国企业的利益，特别是下游的公司和企业。因此，全面分析、掌握大宗商品金融化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尤其是价格波动有着重要意义。

　　目前很多学者对大宗商品金融化的概念、原因及影响都进行了大量理论研究及探讨，相关理论比较丰富；但关于大宗商品金融化边界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对大宗商品金融化边界的系统研究基本是空白。由此可见，大宗商品金融化边界问题尚未得到应有的足够认知和重视。但是大宗商品金融化是有边界的，其过度金融化将会催生金融风险。因此，本文提出金融化边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方向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近30年来的品牌理论研究大体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品牌价值说：理论的提法很多，比较成熟的凯文莱恩凯勒提出的CBBE(Customer-Based Brand Equity)理论强调客户导向和差异性，具有资产的溢价效用。品牌关系与延伸：在客户认知模式中，知识和印象决定行为，其理论基础是品牌价值说。品牌化管理：基于品牌价值和品牌关系，创建强势品牌和正相关的品牌延伸，其有价值的成果是品牌延伸评估模型。

　　品牌创建既包括从无到有的创建，也包括从弱到强的创建，其核心都是品牌资产理论。这里，我们简要介绍三种比较权威的模型：

　　大卫艾克模型（Aaker Model-David Aaker,1991） 艾克把品牌资产分解为五种要素：品牌认知价值，品牌知名度，品牌联想度，品牌忠诚度，特殊专有资产；认为品牌创建的核心就在于品牌识别。

　　凯文莱恩凯勒模型（Kevin Lane Keller,1998） 凯勒把品牌创建直接分解为确定符号要素，规划营销方案，发挥相关因素的杠杆作用等三大部分，其作用的基点就是认知度和联想度。

　　Y&R模型（Brand Asset Valuator-Young & Rubicam,1993-1998） Y&R模型把成功品牌状态分解为：差异度，相关度，认可度，知识度。其中，差异与相关决定品牌的强度，认可与知识决定品牌的地位，强势品牌必须是四者都强。

　　比较上述三种模型可发现共同的结论：品牌来源于客户导向；品牌必须个性化；强势品牌必须为客户接受，并成为客户自己的知识；创建的基础在于认识品牌资产的构成元素。

　　前面我们给出了通用的品牌创建模型，现在我们回到金融领域来透视金融品牌的创建过程或创建方法。这里主要介绍一个典型案例――招商品牌系。招商品牌始于清末招商局，包括招商集团、招商金融集团、招商银行、招商证券、招商基金、招商地产等品牌。

　　公司秉承招商领先的理念，时刻保持技术先行、业内领先，核心业务是经纪、投行、资产管理、渠道，以电子计算机综合平台作技术支持，形成战略品牌（招商）、公司品牌（招商证券）、业务品牌（一、牛卡、牛网、行业研发）、核心品牌（牛网）的品牌结构。

　　独特的牛网是用虚拟经营模式创建竞争优势，具有咨询和交易的平台功能，推行的品牌理念是“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产品品牌有银券通、钻石版、VIP版、牛网营业厅、E-号通等。成功的“牛网”同时具有强大的功能整合能力和业务实现能力，整合了招商证券经纪、投行、资产管理、研究等优势资源，以及营业部柜台系统、电话委托系统、网上交易WEB版、网上交易专业版、客户邮箱系统、证券E号通、银证转帐系统，通过网络实现开户bat365中文官方网站、资金划转、交易、查询、咨询、交流等功能，建立了一个交叉销售的平台。

　　招行领先的技术平台支持了一、一网通、外汇通、金葵花、点金理财等品牌体系建设，不断率先推出电话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一网通、一、资金汇划零在途等创新业务品种，一直保持在虚拟银行服务网络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招行针对对公业务推出的“点金理财”（GoFortune）品牌体系，对外承诺充分满足客户的各项需求，对内整合对公银行业务的市场系统，依靠服务和产品来支撑，打造四大服务特色：全面、团队、亲和、专业，三大系列、八项套餐的产品特色：公司银行业务、国际业务和同业银行业务产品三大系列，资蛛网、收帐易、融资全、财路广、投资畅、安全锁、信息港和E站通等套餐。可见，品牌目标体系蕴含于服务和产品的定位整合。

　　招商独特的伞形基金在三个月内取得了辉煌的销售业绩――共计售出45亿，这完全是招商金融企业联手出击，为客户投资打造理财精品的结果。销售渠道只选择了招商银行和招商证券，托管银行也只有招行。招商基金的独特设计，ING的专家理财，招行的客户经理，招商证券的牛网，四者共同打造了招商基金品牌。

　　关于品牌的定义很多，其中AMA所做的定义基本归纳了一个共同的认识：品牌适用于区别竞争对手的符号体系。这个定义使品牌停留于形式层面，忽略了品牌领导企业竞争致胜的作用。我们对AMA定义提出修正意见：品牌来自于企业产品、服务和精神，形成为具有个性化的符号标志，是沟通企业和客户的有形的知识节点，具有整合企业资源的归核作用。

　　金融是用货币来提供“产品+服务”的特殊行业，金融产品和金融工程的易仿特性容易导致金融企业经营模式的趋同。随着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金融企业粗放的战略发展模式和低层级的营销手段容易被对手模仿。此时，金融品牌作为标识金融企业综合差异的工具就显得非常有意义：通过整合，对内发现差异，对外接受差异。

　　与其他行业品牌相比，金融品牌更依赖于实质性差异的竞争优势。离开产品或服务，金融品牌就成了无源之水。招行没有先进的业务，就没有一品牌，更没有今天响亮的招行品牌；招商证券没有领先的虚拟平台，就没有牛网品牌和招商证券品牌。可见，金融品牌与产品和服务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金融品牌本质是：整合产品、服务，提炼文化精神，异质化和知识化金融企业，是教育金融客户，诱导金融市场的工具。金融品牌的创建表现为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与战略和营销互动强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地螺旋式发展的。那么，金融业作为大千世界的一个事物，其成长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只有金融创新，才能使其不断发展，长盛不衰。

　　关于金融创新的理论，学术界已经提出不同的解释，但其根本内容基本一致。创新理论的先驱――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认为，创新是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包括：新产品的开发、新产生方式或者技术的采用、新市场的开拓、新资源的开发和新的管理方法或者组织形式的推行。所以，金融创新也不例外，包括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制度的创新等。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尔柏在《金融创新的发展》中认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了寻求最大利润、反抗金融压制的“自卫”行为，是对其所受的约束的反应，被称为约束引致型金融创新理论。其中，约束因素包括法规、竞争、风险及其他因素等。

　　美国经济学家凯恩在1984年提出监管－规避理论。他认为金融企业为了获得最大化的利润而通过金融创新来逃避政府的管制，但当金融创新危及金融制度稳定时，政府又会加强管制，这种管制将会导致新的一轮创新。凯恩认为，管制和规避引起的创新总是不断交替，形成一个螺旋式发展的过程。

　　辛基于1992年从金融创新的供给角度提出了一个金融创新模型：TRACK+理性的自利=金融创新。TRACK的五个组成部分为：技术、监管调整、利率风险、消费者和资本充足状况。

　　在金融学中，投资的定义可以表述为：一定经济主体为了获取预期不确定的效益而将现期的一定收入转化为资本或资产。投资主体即投资者，可以是居民、企业或其他盈利性机构bat365中文官方网站，也可以是政府或其他盈利性组织。

　　在投资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投资学理论，即现资组合理论。马科威茨是现资组合理论的创始者。他在1952年发表了题为《证券组合选择：投资的有效的分散化》的论文，用方差（或标准差）计量投资风险，论述了怎样使投资组合在一定风险水平下，取得最大可能的预期收益率。他在创立投资组合理论的同时，也用数量化的方法提出了确定最佳投资资产组合的基本模型。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其理论宗旨是将资金投资多元化，并将其中各种投资品的权重确定，对其收益进行加权平均即可得出加权平均收益。以往，人们会对证券投资多元化。现在，我们不仅可以进行证券投资，包括股票、债券、基金等，而且可以进行艺术品投资，给之以权重，实现投资多元化，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

　　国际上，一些国家艺术品投资发展已有较长的历史。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市场中，他们均以资本运作作为其市场基本运作模式，艺术品是其重要的投资品，当然也不例外。其中，包括艺术品财产鉴定和财产估值、艺术品财产保险、艺术品投资基金、遗产和遗产经营、投资者俱乐部、艺术家（品）后援会、艺术品投资与担保等，都获得了较大发展。比如，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纷纷建立了艺术投资基金，如美国艺术基金、美国格雷厄姆基金、美国经纪人基金、英国艺术基金及铁路养老基金等，并获得良好收益。据英国铁路基金分析报告，其艺术品投资年均收益率高达13%。再如，苏富比艺术品投资银行，艺术品投资是效益、风险比例最佳的之一。以艺术品作为投资的担保物和抵押物，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是非常乐于被接受的。并且，瑞银、花旗、JP摩根等银行均已建立艺术品个人理财中心。

　　国内由于资本市场不断发展，银行业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为了增强竞争力，他们必须开发新的金融产品，使金融产品、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多元化。2007年我国艺术品投资已经走入银行，这在银行业务中可谓一种创新金融产品。我国民生银行经银监局批准，已经推出“艺术品投资计划”1号产品，为非保本浮动收益型。民生银行的《艺术品银行业务发展研究报告》显示，近两年我国艺术品市场正经历着两位数增长的时代，中国传统与当代艺术品的表现都是越来越强，尤其是油画艺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此次的产品将通过参与目前最具成长潜力的中国当代艺术板块投资，分享高价值投资回报。由此可见，我国艺术品投资将与金融有机结合，金融将为艺术品市场提供服务。

　　资深专家夏叶子在《艺术品投资学》中提到“艺术品投资是企业的剂”。艺术品在企业的利润和效应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艺术品投资属于一次性投资，而其他投资，需要不断地投入新的研发、科技、设备、工艺改造及人力资源、生产、销售等费用。另外，艺术品投资与实业、证券投资相比较，需要的人力资源相对较少。再者，艺术品投资在技术更新方面的要求比其他投资品种要少。由此可见，艺术品投资较其他投资的成本较低。

　　艺术品可以作为机构投资者的资产储备。首先作为真正的储备资产，机构投资者投资于艺术品，以享有艺术品的增值回报。作为战略投资基金，投资者如果对市场季节敏感，可以在淡季将剩余资金购买一些艺术品。随着企业的改革和经营多元化，企业面临的风险增多，企业可以有意识地将一定规模的资本投入于艺术品市场，以有利于化解企业改革与多元化经营带来的风险。

　　艺术品可以在异地良好地流通，不影响其价值的变现。投资者在买进艺术品时可以匿名进行，这是区别于房地产投资的，即使遇到资金紧张时，将其变现也不会损害公司的形象和信誉。金融业发生的灾难一般都是可见的，容易引起媒体关注，使其他同类资产不宜出售。显然，艺术品投资与其不处于同一风险体系，可以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

　　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类企业均可投资于艺术品市场，而且这种投资与其主营业务处于不同风险体系。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几乎所有的大型保险公司均将其保费资金的重要部分投资于艺术品。

　　【关键词】技术接受和使用统一理论（UTAUT） 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 感知风险 感知成本 结构方程模型

　　关于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定义，目前尚未形成权威概念，其常与互联网理财产品、互联网理财平台、网络理财产品等概念交叉使用，具体形式或产品类别人们在认识上也存在差异。本研究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主要包括五类：集支付、收益、资金周转于一身的理财产品（如阿里巴巴余额宝）、与知名互联网公司合作的理财产品（如腾讯理财通）、P2P平台的理财产品（如人人贷的优先理财计划）、基金公司在自己的直销平台上推广的产品（如汇添富基金现金宝）、银行自己发行银行端现金管理工具（如平安银行的平安盈）。这五类理财产品存在收益率不稳定、网络平台风险责任不清等问题，研究其用户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对相关企业如何做好经营管理、提高用户满意度、保持竞争优势具有参考价值。

　　国外学者对互联网金融领域相关产品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经常运用理理论（TRA）、计划行为理论（TPB）、技术接受模型（TAM）等理论，TRA中的主观规范、TPB中的知觉行为控制以及TAM中的行为态度、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是学者在构建研究模型时主要考虑的指标变量，随着互联网金融领域相关产品风险问题的凸显，感知利益、感知风险、感知信任也被纳入用户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中。

　　国内学者基于TAM理论并结合经济学中的相关理论对移动银行、移动支付等用户使用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邓朝华等基于TAM理论分析验证了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可靠性、感知行为控制、服务成本是影响移动银行服务用户采纳行为的重要因素；杨水清等以TAM为理论基础并结合效价理论，从技术属性、个体特征、社会影响三个方面对移动支付用户初始采纳行为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优势、兼容性、个体创新、主观规范和形象正向影响用户采纳意愿，感知风险和感知成本负向影响用户采纳意愿；李凯等指出移动支付系统与其他信息系统相比一个重要区别是移动支付给用户带来的感知风险，其研究跳出了以TAM理论为主的研究框架，从交换理论视角分析了感知风险和感知利益在用户行为决策中的作用机理。

　　此外，国内有学者基于TPB、TAM、创新扩散理论（IDT）对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使用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邱均平等基于TAM和TPB理论分析验证了自我效能、感知易用、感知有用是影响用户使用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关键因素；张万力等运用TPB和IDT理论构建了互联网金融理财行为模型，探讨用户行为形成过程，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理财目标显著影响信息搜寻，沟通交流正向影响理财意愿；罗长利等基于TAM和TPB理论验证了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感知收益、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正向影响用户对余额宝的使用意愿，感知风险负向影响用户使用意愿。

　　国外有学者基于技术接受和使用统一理论（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UTAUT）对移动银行、网络银行用户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Yu运用UTAUT模型分析用户使用移动银行的影响因素；Martins等在UTAUT模型基础上引入感知风险因素，分析用户使用网络银行的影响因素Oliveira等结合任务技术适配模型（TTF）、初始信任模型（ITM）和UTAUT模型，分析验证了便利条件、行为意向直接影响影响使用行为，初始信任、绩效期望、技术特征和任务技术适配性显著影响使用意向Slade等基于UTAUT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分析验证了绩效期望、社会影响、创新性、感知风险、感知信任是用户接受移动支付的重要影响因素。我国学者运用UTAUT模型探讨了手机支付、移动银行、微信支付等业务用户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但目前还没有学者运用UTAUT模型分析本文所指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用户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综合国内外基于UTAUT模型对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实证研究，将UTAUT模型作为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的基础模型，在保留绩效期望（Performance Expectancy，PE）、努力期望（Effort Expectancy，EE）、社会影响（Social Influence，SI）、便利条件（Facilitating Condition，FC）等因素的基础上，增加感知风险（Perceived Risk，PR）和感知成本（Perceived Cost，PC）两个因素，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对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TAM是解释或预测信息技术使用的普适模型，之后人们对TAM不足加以改进，将理理论（TRA）、动机模型（MM）、计划行为理论（TPB）、创新扩散理论（IDT）、社会认知理论（SCT）等共八个理论进行整合，提出了UTAUT模型。有学者实证研究认为UTAUT模型对行为的解释比TAM更为全面和完善。UTAUT模型的四个核心变量分别为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和便利条件，其中前三个变量对使用意向产生重要影响，便利条件对使用行为直接产生影响。本研究在UTAUT模型基础上增加感知风险、感知成本因素，形成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使用行为影响因素模型，如图1所示。

　　Luo等将感知风险定义为用户对各种潜在威胁敏感性的个人感知，将感知风险分为性能风险、财务风险、时间风险、心理风险、社会风险、隐私风险、生理风险、整体风险八个方面，并在其研究中证实感知风险负向影响用户对移动银行的使用意向，因此提出假设：

　　消费者在不同的服务方式间转换必须要考虑不可忽略的成本，从其他的理财方式转换到互联网理财需要一些额外的成本。Abroud等指出用户的感知经济价值，包括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会对使用意向产生负向影响，因此提出假设：

　　本研究所使用的问卷结构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使用情况，第二部分是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认知情况，本部分问卷采用李克特七级量表，对影响用户使用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因素进行测量，第三部分是对被调查者基本情况的采集，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等问题。通过网上问卷调研平台发放电子问卷280份，回收问卷229份，其中有效问卷203份，问卷的有效样本量为28个题项的7.25倍，符合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样本量基本要求。

　　问卷各变量的测量指标均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问卷及相关文献理论基础修正成为本研究的量表，故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在建构效度方面，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检验，分析结果显示，各变量的KMO值均大于0.7，表明样本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各变量均只提取一个公因子，总体解释度较高，且各测量指标的因子载荷大于0.7，表明问卷效度较高。

　　利用AMOS17.0软件采用极大似然法对假设模型进行拟合分析，实际测量结果与各评价指标如表2所示：CMIN/DF、IFI、TLI、CFI、RMSEA均在合理范围之内，GFI、NFI与评价标准略有差距，表明假设模型拟合程度比较好。

　　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标准化路径系数如图2所示。感知风险对使用意向有显著的消极影响；感知成本对使用意向没有显著的影响；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对使用意向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便利条件对使用行为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使用意向对使用行为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假设H1、H3、H4、H5、H6、H7成立，H2不成立。

　　本研究基于UTAUT模型构建了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使用行为影响因素模型，研究结果显示使用意向、便利条件是直接影响用户使用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重要因素，努力期望、绩效期望、感知风险、社会影响通过使用意向对使用行为产生间接影响。感知成本对使用意向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相比银行相关产品而言具有明显的成本方面的优势。就准入门槛而言，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最小单位是1元，虽同很多货币基金门槛相同，但相比一般以5万元为基准的银行理财产品更适合大众投资者，因此感知成本不是影响用户使用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重要因素。依据研究结果，经营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相关企业应注意将用户的感知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注意降低用户的风险感知，降低结果损失的程度，同时降低互联网金融理财平台操作的复杂性，开展服务营销，提高用户的绩效期望和努力期望，使用户获得更多的使用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便利条件。此外，很多用户使用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是受周围人群的影响，所以经营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相关企业要设法提高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社会影响和适用人群，以进一步促进用户的使用行为。

　　本研究不足与展望有三点：首先，研究没有考虑用户的性别、年龄、经验等控制变量的影响作用，若对控制变量的影响作用加以分析，结论会更具针对性；其次，本研究提出了7个影响用户使用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因素，测量维度并不完全，在后续研究中可以结合消费者信任等理论增加使用行为的测量维度，以增强模型的解释力度；最后，本研究没有进行竞争模型的探索和评估，不能保证所得模型的解释力一定是最佳的，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增加对竞争模型的探索，从而使所得模型更具说服力。

　　[1]邱均平，杨强，郭丽琳.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使用影响因素研究[J].情报杂志，2015，34（1）：179-184.

　　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因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而被视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主题,为此两者的相关研究成为众多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然而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在研究中往往被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所掩盖,对此研究的文献很少。

　　目前已有的相关文献认为,一国的信贷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BaFIRhan和Kletzer(1987)运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2×2×2模型,分析了国际信贷市场不完善对国际贸易流向的影响问题,在此基础上,Kiminori Matsuyama(2005)进一步细化了模型中的制度变量,研究内容扩展到国内信贷制度不完善对国内企业融资造成的影响等方面。Beck(2002)、Becker和Greenberg(2003、2005)、Hur,Raj和Riyanto(2004)、Abdul Qayyum(2007)、Quy-Toan Do(2006)、Manova(2008)分别从企业、国家和行业层面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金融发展促进国际贸易的结论。

　　在国际贸易对金融发展影响的研究上Yongfu Huang(2005)采用跨国面板数据分析两者关系,实证表明商品市场的高外贸开放度下有利于金融的稳步发展。Quy-Toan Do(2006)采用1970-1999年96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数据和贸易数据,并借鉴Frankel and Romer的方法,研究得出金融发展程度对一国的贸易格局有很大的依赖,与前人所认为的发达国家较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发展方面存在的一种比较优势这一理论相补充,完善了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的作用机制。Nils Herger和Roland Hodler(2008)在论文中综合考虑了文化、金融机构及国际贸易对金融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一国的贸易开放度对本国的金融发展有极大的刺激作用。

　　国内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学者不多,白当伟(2004)开启了中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的大门,验证两者虽有一定的作用,但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之后学者主要侧重于实证研究方面。孙兆斌(2004)运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考察了我国金融发展与出口商品结构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出口商品结构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金融发展是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原因,但出口商品结构优化不是金融发展的原因。沈能(2006)采用协整分析方法考察了我国的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关系,认为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徐建军(2008),其在总量分析的基础上完成了区域分析,研究表明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进口、出口的长期促进作用明显大于中、西部。

　　然而这些研究大多都围绕国家层面的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展开分析,缺乏更小范围的基于农村信贷规模对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关系研究。很大一部分也被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所替代,未能很好的反应两者之间联系。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的经济问题发展问题尤为重要,农村金融、农产品对外贸易长期以来是服务农村经济的主要成分,理所当然地要为农村经济发挥作用,但他们之间有没有联系同样也是我们考虑的重点,本文以此为出发点,采用实证检验就农村信贷与农产品对外贸易具体作用机制展开分析。

　　农村金融和农产品对外贸易属于不同的部门,但其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融合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两者是一种既可以相互促进又可以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保持顺差,十七届三中全会也强调要规范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推动农村金融发展以适应中小企业需求,拉动农产品对外贸易发展。

　　首先,农村金融发展作为一个推动因素通过提高储蓄率,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从而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从而促进农产品对外贸易发展,Norman(1980)、Bhagwati, Panagariya,and Srinvasan(1998)、Levine(1997)指出金融发展理论具有动员储蓄、配备资源、便利风险分散、监督与控制、便利商品与劳务交换等五个功能,这些功能进一步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便于对外贸易的发展。乡镇中小企业作为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的主体,其融资渠道主要是农村信贷,为此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包括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邮政储蓄、农业保险以及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的发展扩大农村资金供应规模,能够为农产品对外贸易企业提供充足的资源,影响企业的R&D,为企业增强竞争力,提高我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

　　其次,Svaleryd and Vlachos(2005)、Manova(2008)等将农村信贷规模视为影响农产品对外贸易发展的禀赋因素。根据H-O-S理论,一国出口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的商品而进口密集使用其贫乏要素的商品。由于农村信贷属于资本生产要素,有利于高层次结构的商品出口,提高了农产品对外贸易结构,改善了农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出口形势,有效的抵御贸易壁垒。

　　同样贸易对信贷业发展亦存在积极推动作用。金融部门必须服务于实体部门,实体部门的发展状况自然影响金融自由化的成效。对外贸易的发展对金融业的资金运用、业务品种、服务手段、工作效率、利率和汇率的风险管理及应对贸易摩擦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为此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发展能有效提高农村资金的使用率,控制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吸收的存款流向城市工业部门,同时迫使农村金融改善金融工具,不单单只有存款和来满足农产品对外贸易需求。总之,所有这些需求,对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促进农村金融产品的开发都有巨大的推动意义。

　　随着农村金融的发展和农产品对外贸易增长,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越剧明显,只有正确的处理和协调好农村信贷与农产品对外贸易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给农村经济发展带来最大的动力。

　　本研究旨在反映中国农村信贷与农产品对外贸易关系,为此选用的指标包括农村信贷规模与农产品对外贸易两个方面。对于农村信贷规模水平的衡量,从理论上来讲,应包括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但现实中我国的非正规金融例如民间信贷、私人钱庄等无法有效的统计,故主要考虑农村正规金融中的农村信贷。借鉴温涛(2005)中的指标,利用农村金融机构信贷比率作为衡量农村信贷水平的指标,用FIR表示,定义为(农业+乡镇企业)/农村总产出。在国际贸易方面利用贸易依存度来反映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水平,而农产品外贸依存度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产品生产和消费依赖农产品国际贸易取得产销平衡的程度(李应中,2003)。具体计算公式为:农产品外贸依存度=农产品进出口量或进出口额/农产品产量或产值,相应的农产品出口依存度用EXD来表示,进口依存度用IMD表示。

　　选取1978-2007年的年度数据作为分析数据集,之所以这样选择,主要是考虑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市场力量才逐步在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中真正发挥了调节作用。本研究所涉及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到2008年年历)、《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海关统计年鉴》(1985年到2008年)。由于统计原因,我们对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以消除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分别记为LFIR、LEXD、LIMD。

　　变量平稳性检验为了防止伪回归问题的产生,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应对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采用ADF检验方法,根据基本时序图考虑变量是否包含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采用赤池信息准则(AIC)确定最优滞后阶数,根据ADF统计量判断是否平稳,若值小于临界值则该变量平稳。各变量的单位根结果如表1。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给定显著水平5%时,原序列LEXD、LIMD、LFIR都为非平稳序列,一阶差分滞后,所有差分序列的t统计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5%的临界值,表明至少在95%的置信区间下这些变量都是一阶差分平稳的,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协整分析的基本思想是:如果两个同阶时间序列向量是非平稳的,而他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是平稳的,则这两个向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由于上述变量都是同阶单整的,因此,我们可以利用Johansen检验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在检验之前首先依据AIC或SC准则确定VAR模型的最后滞后期,结果见表2。

　　注:(1)其中r代表协整向量个数;(2)表中5%临界值为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3)检验的滞后期LFIR、LEXD为2期,LFIR、LIMD为4期。

　　由表2所给出的统计量和相伴概率明确表明在样本期间内,LEXD、LFIR和LIMD、LFIR这两组变量都存在协整关系,各协整关系所对应的长期方程分别为(其中括号中数字为回归系数的t检验值):

　　从方程的系数中可以发现农产品进出口和农村信贷规模存在着正向作用关系,且农村信贷对农产品进口的作用大于出口的。

　　农村信贷与农产品对外贸易序列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不必然意味着两者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因果关系。在此,为了证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提供了一种检验这种关系是否为因果关系的方法。Granger(1969)方法的基本思路是依据平稳性检验的滞后期来选择本检验的滞后期,根据输出结果的F统计量或P值判断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概率。

　　从表3可以看出农村信贷发展不是农产品进出口的格兰杰原因,农产品进出口亦不是农村信贷发展的先导因素。这说明了农村信贷的发展不能有效的促进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农产品对外贸易亦不能有效的带动农村信贷发展。

　　本文对时间序列进行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产品贸易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稳定关系,短期农村信贷与进出口贸易有偏离均衡的可能,但其均衡状态很快就可以恢复,但是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在长期内农村信贷与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无因果关系。与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关系理论相违背,但与errieks(2008)对16个阿拉伯国家的数据研究金融发展与贸易开放度的研究结果类似,实证结果同为两者之间关系不明显,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之间只存在很小的关系。究其原因,一方面,在我国在我国农村信贷有关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业务在我国的农村金融市场中所占的份额有限;另一方面,农产品的出口层次偏低,不能有效的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和农村金融工具的创新和发展;而农村信贷过程中所募集的资金并没有有效的投放到农产品对外贸易中。

　　缺乏有效的融资渠道制约了我国房地产企业扩大经济规模，增强市场竞争力。国外（或地区）经验表明，REITs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REITs在国外(或地区)的成功经验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投资产品能为我国的房地产业和金融业注入新的活力，推动我国房地产业的健康转型，促进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近年来，我国一直在迈向REITs的道路上摸索前进、不断创新，但我们的产品与REITs仍有一定的距离。各种现象表明，我国国内环境基本具备REITs的发展条件，各方对REITs的迫切需求也迫使我们加快发展REITs的步伐。虽然制约REITs发展的因素仍有存在，但我们相信通过努力，REITs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在我国内地市场诞生。本文在借鉴他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阅读国内外大量文献来探讨REITs的中国化发展策略。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是解决我国房地产业融资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我国已经基本具备了发展REITs的条件，我们应该在已有房地产信托产品的基础上，通过借鉴国外（或地区）的成熟经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快发展REITs的步伐。其次，在借鉴国外（或地区）经验时，要对其REITs产品进行认真地分析比较，有选择地加以吸收，并结合我国国情因地制宜地进行一定的创新。再次，在我国发展REITs市场时，宜采取分阶段发展策略。同时，笔者认为在我国已有房地产信托产品的基础上，结合国内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我国REITs的组织形式宜采用直接式契约型，并采用封闭式运作方式，但同时需要采取措施对封闭式的缺陷进行一定的弥补；运用资产组合理论和投资风险决策模型进行投资资产的选择和组合，在地域选择上可以多关注二、三线城市有增值潜力的房地产资源，同时对开发性项目进行一定的限制；应该尽量延长REITs的期限，这有助于提高产品的收益和稳定性，要尽快解决REITs上市的问题，增强产品的流动性；制定合理评估REITs价值的方法，尽量做到减少误差，同时对REITs的分红比例和分红时间作出明确的规定；此外要合理并有选择地使用REITs的财务杠杆，-60-在提高产品竞争力的同时注意防范财务杠杆过高带来的风险。总之，我国发展REITs还处于起步阶段，未来的道路还很长，需要各方积极努力，加大理论研究力度，加快完善法律政策的步伐，推进产品的突破和创新。同时希望本论文能对我国REITs的发展提供一些帮助。

　　本文在研究和撰写过程中，通过阅读相关书籍、文献、浏览相关网站和文章，获得了大量资料，对本文的论证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但是由于我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尚未诞生，而国外的实际情况与我国存在差距，所以没有足够相关成熟的理论可以借鉴。因此本文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局限，需要在今后研究中不断完善和改进。

　　1．由于我国尚未有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同时我国信托机构对已有信托产品的信息披露不够充分，本文无法收集到更多的资料来进行实证分析和数据分析，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2．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涉及领域较广，包括金融领域、房地产领域、法律领域等。同时内容较复杂，如RETIs的税收问题，就涉及到众多税种和税目。因此，本文在某些方面分析还不够深入，需要今后加以完善。

　　3．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的发展属于应用领域，更注重产品的开发介绍和相关政策研究。在运用经济学理论具体分析问题方面仍有不足。由于笔者水平有限，所提观点不一定正确，不足之处恳请各位专家批评、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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